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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体彩天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4 20:32: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时,建议完善撤销监护权立法,建立虐童罪犯黑名单,禁止罪犯从事与儿童密切接触行业;完善儿童福利制度,为防治儿童虐待提供托底性的制度保障、如借鉴国外,在政府部门设置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。增加儿童福利投入,在全国普遍建立儿童庇护机构,为遭受虐待的儿童提供临时庇护场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昨晚(5月24日),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上晒出了一段视频,“让我们看看,美国支持的‘香港民主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似“对症下药”决策的失灵,说明决策不精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何精准决策呢?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·拉斯维尔把决策过程分为情报、提议、规定、合法化、应用、终止、评估7个阶段。情报位于决策过程最前端,即通过调查研究掌握情况,也就是“摸清底数”。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暴力伤医发生频率、分布和诱发原因、危险因素不仅知之甚少,而且很不准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前,刑法中规制虐童犯罪的主要罪名是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人、被看护人罪,前者适用于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”,后者系2015年刑法修正案(九)增设,适用于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、看护职责的人,如托幼机构人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建议,在《刑法》中设立专门的虐待儿童罪;进一步明确“虐童行为”法律定义,将精神上的虐待、隔离、疏忽等行为也纳入;降低判刑的入罪门槛;犯罪主体不加以限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,如何界定“虐待”还存在争议,取乐、侮辱、忽视儿童的行为是否属于虐待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得借鉴的是,在航天领域,以“绝对保密”和“绝不究责”为特征的“自愿报告系统”已实施多年,成功搜集了大量实施前难以获取的数据,有力地推动了民航安全水平的提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儿童成长发育期间,也是最脆弱的生长期,即使是行为人眼中轻微的伤害,对儿童也可能是严重损害。倘若对于儿童的虐待行为一定要达到‘情节恶劣’,则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,甚至会影响儿童的一生。”王静成表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他还建议借鉴国外儿童虐待举报制度,规定任何公民与机构发现儿童虐待行为均有举报的义务,不举报或者不及时举报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。